「城」原為傳統中國於地方設治的象徵。帝國邊陲、移墾社會的台灣,由於治安與中央權力力猶未逮等因素,在設治與防亂的兩難間,因此寫下台灣「城」的獨特故事。
「城」原有統治的象徵性,同時兼具防守意義,然在反亂之中、破城之際,堅實的城牆卻提供了造反者據險堅守的憑藉。因此,幾無意外,清領初期台灣「築城」幾由「竹城」開始,亦即以刺竹圍繞,如鳳山縣城、台灣縣城。如此便宜行事是設治與防亂的平衡,也為了避免形成龐大的財務負擔。
台灣城的轉變,後由竹城至土城,或石城、或磚城,形制不一,但大抵反映台灣歷史的特色。如同林爽文事件後,乾隆皇帝有鑑於台灣各地城的防衛功能不佳,多被林爽文部眾攻破的情形,因此諭令台灣府廳各縣皆改建城垣,此後,權宜的竹、土城因此漸以磚城取代,堅實的城牆因此也築起了清代統治台灣的重要分水嶺。
十九世紀後,亦有為了襯托行政地位,或者象徵財富、城市發展等因素所築之城,如同十九世紀以石材築雙重城廓的竹塹城即是。阿猴與噶瑪蘭等新地域(南、東部)開拓所築新城,則仍重複上演以竹為城的開拓史情節。因應外國勢力,台灣城門增添了許多砲口朝外的火砲,則呼應著晚清的歷史脈絡。台灣「城」的故事,不僅是台灣建築史的情節,同時也寫著台灣政治史、社會史的脈絡與曲折。